中国第一代建筑师的核心力量是在欧美学院派建筑教育的土壤中成长起来的。通过“布扎”体系的训练，帕拉第奥式的学院派古典建筑语言在中国生根发芽，成为西方文化影响近代中国建筑的印记之一。本文从近代部分受“布扎”教育建筑师的工作出发，探讨学院派和帕拉第奥式的形式语言和方法如何在中国现实中延续和转译，并通过协调不同建筑体系，来适应中国近代中西交融、碰撞的社会状态和时代需求。
继承和转译：小议近代中国
建筑中的帕拉第奥式遗产
汪晓茜 刘馨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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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安德烈亚·帕拉第奥（Andrea Palladio）是人文主义时代最伟大的建筑师和建筑理论家之一。他的设计以和谐比例、对称构图等符合古典规则的建筑语言为特点，其作品的连续性与可识别性也令其成为之后几个世纪内“被模仿最多的建筑师”。其所著《建筑四书》（I quattro libri dell’architectura）是古典主义建筑原则的奠基之作，对17—18世纪欧洲建筑界产生深远影响。但他的影响力并不仅局限于西方世界。自1570年出版以来，《建筑四书》已经被翻译成多种语言，在世界范围内广为流传。根据《北堂书目》记载，明末至中华民国时期伴随基督教传播流入中国、藏于北堂图书馆的五千余册西方书籍中就包括一部维特鲁威的《建筑十书》和两部帕拉第奥的《建筑四书》。图1 宾夕法尼亚大学建筑系中外学生合影
（左一童寯，后立者陈植，1925年）图2 杨廷宝在宾夕法尼亚大学设计课上
20世纪20年代前后，中国第一代建筑师前往海外留学，其中多数去往美国。19世纪90年代后期至20世纪20年代，是美国建筑教育史上的“折衷主义时期（Period of Eclecticism）”，是“布扎”建筑教育体系从法国传播到美国后发展最迅速、影响力最广泛的阶段。留美建筑师在宾夕法尼亚大学、康奈尔大学、哥伦比亚大学等名校接受了学院派教育的系统训练，学成归国后在中国近现代城市发展、建筑实践、建筑教育和学术研究等各方面做出了奠基性的贡献（图1，图2）。
“布扎（Beaux-Arts）”作为建筑发展史上一种全球性的建筑学术与实践系统，实际上至少应包含3层含义：第一层是指一所美术学院（巴黎美术学院）或一种教育体系；第二层系指18—19世纪欧美建筑界发展起来的一套特定的程式化、包含方法论和意识形态的设计风格；第三层则是指一种历史上曾服务于法兰西社会的职业体制。鉴于“布扎”的学术思想根源来自古典建筑体系，通过“布扎”教育，帕拉第奥与中国有了千丝万缕的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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帕拉第奥与“布扎”
“布扎”作为西方现代意义上建筑教育的发端，始于1671年成立的法国“皇家建筑研究会（Académie Royale d’ Architecture）”。在早期会议记录中可以看到，高声诵读古罗马维特鲁威和意大利文艺复兴大师们的论著，是每次聚会研讨开始时的“必修课”。并且在诵读时有着严格的次序，排第一的是维特鲁威，帕拉第奥紧随其后，足见帕拉第奥思想和原则的重要性。“布扎”的建筑师们延续了帕拉第奥为代表的文艺复兴传统，在研究上重视实物，强调建筑测绘工作传统。为了加深对纯正古代建筑传统的理解，17世纪开始出现了一系列前往罗马、希腊实地考察以获取更精确一手资料的“溯古”行动。在此基础上，他们为后世提供了《古罗马建筑》（Les edifices de Rome）《雅典古迹》（Antiquities of Athens）等古代范例的基础参考文献。
帕拉第奥曾表达“以一种尽可能简单、系统和清晰的方式来探讨建筑学”的希望，这一理念被贯彻在《建筑四书》的写作中，全书体现出一种分类、寻找普适组合与设计规律的思想。此外，这种理念也体现在他的实际设计逻辑中。维特科尔（Rudolf Wittkower）以及斯汀（Stiny）等人研究后发现，帕拉第奥的大部分别墅平面是建立在基础网格模式中的，是一种系统化、规范化设计。
帕拉第奥是在对古典建筑研究的基础上理解、提取规则和内涵，具有一种普遍有效性，并且在规则和现实中求取平衡，这点和布扎教学的核心技艺，即通过一些可教的方式培养建筑师处理空间和功能组织的能力有相似性。帕拉第奥理论和实践中体现为分类、组合、网格控制的设计方法在“布扎”教育中被延续和发展，这一关系清晰可见。迪朗（Jean-Nicolas-Louis Durand）在《综合工科学校建筑课程概要》（Precis des lecons d‘architecture donnees a l’ecole polytechmique）（后文简称《概要》）中，将所有的建筑学信息分为建筑元素、整体构图和类型分析三个部分，并在教学过程中逐渐发展出一种以网格和轴线辅助设计，并通过建筑元素、组织原则和构图技巧的介绍让建筑设计更加易于理解和掌握的教学策略。在《概要》一书的插页中，迪朗还引用了圆厅别墅图例中通过重新平衡或转化中心空间和周围空间的做法，这一做法通过空间重新分配和重新建立的准机械化程序来说明水平向构图的建立（图3）。图3 迪朗在《概要》中引用圆厅别墅的图例进行教学策略分析
“构图（composition）”是“布扎”教育的核心。以比例作为其属性，将整体各部分进行积聚、熔炼和整合，即意味着建筑总体的形式整合，这是加代（Julien Guadet）对“构图”的解释。这种设计方法通过轴线等将要素进行有序整合，最终取得建筑整体的均衡和谐效果。除“构图”以外，“布扎”法典中常常可以看到一种在实体中掏空局部的操作和处理“边角料”空间的经典手法——poché（童寯译作“剖碎”），旨在保证空间主次与完整，使建筑内主要空间成为一系列轴线对称的规整几何完形。“构图”与“poché”都表现出对建筑设计内在对称、统一、秩序、比例、尺度等古典法则的推崇。这些都与帕拉第奥追求理性、简洁、精确的对称，以及希望通过建筑整体与局部、局部与局部之间相似的比例关系形成统一整体的观点相契合。尽管以上古典法则的确立并非帕拉第奥一人之功劳，学院派教育也无法和帕拉第奥方法画等号，但毫无疑问，相较而言，帕拉第奥将原理和实践结合的阐释更具说服力和可操作性，也更易于移植到教学中而得到传承。
当然，在“布扎”庞大的体系概念中，中国第一代建筑师主要还是接受了帕拉第奥式的设计思想和设计方法，并发扬了组织和创造的能力，在中西交融背景下进行了一次复杂的融合与转译，从而开启了中国建筑现代转型之路。而较少涉及欧美建筑职业体系和教学思想中的古今之辩等更复杂的内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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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近代建筑立面与
造型中学院派原则的继承和转化
20世纪留洋的中国第一代建筑师们经过以西方古典建筑体系为基础的教育洗礼后，他们在中国的实践有意无意地坚持着“布扎”所强调的古典原则和审美。其中，杨廷宝是出类拔萃的一位。20世纪30年代初他的作品就“做出了合理的功能布局，协调的建筑体型和统一的比例尺度”。赖德霖认为，杨廷宝建筑创作具有表面折衷和内在统一的双重性，后者则来自于：他会用一种或多种比例取得立面整体协调的效果，而黄金分割与3∶5等经典比例会贯穿于他风格各异的设计中。如果以“规线（regulating lines）”进行分析上述论断就会一目了然。类似做法也同样出现在梁思成、范文照、董大酉等“布扎”出身的建筑师作品中。他们都在努力寻找出一种易于理解的建筑长宽高的关系，以获得建筑亘古不变的美。
但“布扎”训练和中国实践的关系又是互动的，既有“布扎”方式对中国传统建筑形象和建造技术的改造，也有中国社会与文化氛围影响下建筑师对“布扎”思想的修正。例如我们会关注，中国建筑师是如何以帕拉第奥式的古典比例去规范中国传统风格新建筑的造型。赖德霖曾用形式分析方法研究过杨廷宝在南京设计的一处重要的“中国固有形式”建筑——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通过调整传统殿堂建筑的重檐间距和平台等做法，在立面上获得一种西方古典式优美比例的构图；不仅如此，建筑平面柱网和平台矩形平面比也是3∶5 这一经典比例（图4）。稍早时期吕彦直、董大酉、范文照、赵深等人创作的民族风格建筑也存在类似构图。图4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立面与平面构图分析
中山陵祭堂建筑虽采用了中国传统的重檐歇山顶，但立面却是古典主义的“三段式”构图，整体造型又恰巧形成一个几何上的正方形。祭堂的中间部分——三扇拱门和重檐顶——构成一个宽高比例为3∶5的矩形。四柱牌坊的高宽比则为2∶3。这两种比例，都在斐波那契数列之中，它们与正方形一样，也是帕拉第奥所偏爱的理想比例（图5，图6）。在《建筑四书》中，帕拉第奥不仅在第一书关于柱式的细节描写中多次提及这些理想比例，还直接提出过7种形状最美、比例最适宜、效果较好的房间构图，即圆形、正方形、2 ∶1、3∶4、2∶3、3∶5、1∶2 一系列优美的比例（图7）。此外，在戈迪波多、马康坦塔、齐科纳蒂内等别墅中，这些比例也反复出现（图8）。图5 中山陵祭堂立面的构图分析图6 中山陵牌坊立面的构图分析图7 帕拉第奥指出7种形式或者比例的房间是优美的图8 戈迪波多別墅（左）和马康坦塔别墅（右）平面中的比例
在比例的权衡上，中国建筑师们不仅受到教育背景和审美的影响，其选择有时也与社会和政治背景息息相关。例如梁思成曾参与指导南京原“国立中央博物院”大殿方案，借鉴了大同上华严寺、下华严寺、善化寺和蓟县独乐寺山门等多处辽金实物，并参照《营造法式》中相关规定进行修改调整。其中，大殿斗栱与柱高比例参照了善化寺大雄宝殿和下华严寺薄伽教藏殿，因为它们1∶3 的比例与希腊建筑中的多立克柱式檐部与柱高的比例相似，而多立克柱式在西方古典柱式中又最具阳刚特点。梁思成的这种选择被认为不仅与他的教育背景以及受温克尔曼艺术进化论的影响相关，也蕴含他对中国未来前途的某种期待。
显然，杨廷宝、梁思成等得到了一种造诣很深的古典基础训练，从而获得建筑美学的内在精髓。建筑的功能、材料、技术虽在变迁，一种无形的精神却始终寓于其中。此外，从第一代中国建筑师的实践身影中可以看到，转换也是建筑师必备的一种素养、思想和手段，建筑师的职责就是要在时代要求中适应、创造和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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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近代建筑平面和
空间组织中的学院派手法图9 中山陵以透视为基础形成的轴线体系
中国近代建筑师在总图和单体平面设计中也常常体现帕拉第奥崇尚的轴线、对称、秩序等古典原则，并成为一种普遍现象。以中山陵为例，从总平面的布局来看，牌坊、陵门、碑亭、祭堂与墓室五组主体建筑沿一条南北轴线对称布置，这种布局形式虽然也符合中国明清皇陵组织方式，但如果从视觉上分析就会发现其中还蕴含了以透视为基础的轴线体系（图9）。“透视法”是文艺复兴的产物并被继承到“布扎”教育体系中。这种基于西方透视法的轴线组织体系很好地加强了祭堂的重要地位，使其成为建筑群中最为庄重的存在，吕彦直显然是了解并运用了它。图10 和平宾馆一层平面分析图
但随着国际式和现代主义的传播，近现代建筑设计中整体不对称的情况越来越多，但这并不意味着轴线和秩序的缺失，古典美学依然根植于建筑师心中。1952年建成的北京和平宾馆被认为是新中国成立后包豪斯式现代主义创作的典范，但仅从风格上来解释或将其归类可能是一个误解。顾大庆分析后发现，和平宾馆依然采用了很学院派的方法：用轴线组织平面，主要空间之间以一个次要的过渡空间相连，用空间的限定来思考功能关系。“布扎”出身的建筑师们，始终没有忘记运用几何的控制线、比例、大小、尺度，去控制“局部”凑在一起的关系，并用poché 的图底表达手段清晰地呈现出来（图10）。这种手法使外表看似自由、不规则的现代主义式平面呈现出古典均衡完整的构图。
类似的情况也出现在早期留法建筑师虞炳烈抗日战争期间于西南地区设计的作品中。作为一位曾接受正宗巴黎美院教育、同时又受欧洲现代主义熏陶的建筑师，虞炳烈一方面在战时环境中发扬了因地制宜又科学理性的技术路线，另一方面他也坚持回应“布扎”教育的核心，即良好地协调建筑各个构成体量的设计方法，于是帕拉第奥式的经典语汇出现在了中国西南的偏僻山区。1941年他在粤北乐昌县城为中山大学医学院门诊部所做的设计中可以清晰地辨析出poché这一手法。图11 中山大学医学院门诊部，虞炳烈设计，1941年
这是一座单层坡屋顶建筑，平面呈“L”形，一翼为药局、小儿科、内科、妇科、手术室和外科；另一翼为医务人员休息室、储藏室、皮肤花柳科、耳鼻喉科、暗室及眼科，以半室外走廊连接。建筑师将八边形的入口门厅（A）设置于“L”形转角处，其后方安排检验室（B），这两个主空间被串联在建筑主轴线上，严格对称。（C）为医生休息室，因与（A）空间斜向45度相接，建筑师就将其入口对侧墙也旋转45度，保持门两侧空间对称。这也导致了相邻的储藏室（E）呈矩形加小三角这样奇特的平面形状，但若基于（C）空间重要性的判断，就可理解建筑师的这一处理。（D）为药局，室内隔墙也做成旋转45度，以呼应另一侧的格局，同时也避免产生难用的锐角空间（图11）。虞炳烈遵循了秩序的某些标准，优先保证重要空间的对称与完整，距主轴线越远，空间重要性越低，便可做出牺牲与调整，从而形成非匀质、分主次的规整平面，这是第一代留洋建筑师惯用的形式操作手法，也是建筑师职业技巧和对建筑良好品质的一种追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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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院派图纸表达和中国拓展
自意大利文艺复兴开始，图纸就成为建筑生产中的重要部分，帮助建筑师传递构思，与雇主沟通，同时也有助于建筑师将想法转变为实物。19世纪早期，迪朗曾经写道“图是建筑天生的语言”。在图纸的绘制中，建筑师们需遵循一定的范式，但也会根据自己的需要创造更为合适的表达方式。图12 波尔图宫（Palazzo Porto）立面图纸图13 外交部大楼方案东北- 西南立面，基泰工程司设计，1931年
帕拉第奥有一份关于波尔图宫（Palazzo Porto）的立面图纸十分引人注目（图12）。他将两个立面并置在了一张图面上，即为业主提供了两个可选择的方案。这样的安排方式不仅节省版面，更使两个方案的对比显得直观明了。这样的表达方式在中国近代建筑师的工作中也可以找到。例如基泰工程司1931年设计的南京外交部大楼方案图纸中，将正立面和背立面各半合成一张，通过图纸，人们可以迅速判断出两个立面的异同（图13）。图14 圆厅别墅与梁思成佛光寺测绘图图15 上海博物馆，董大酉设计，1933 年
在帕拉第奥的《建筑四书》中还出现了将立面和剖面组合的图纸表达方式，如那张著名的圆厅别墅图版。这使得建筑外部特征和内部结构形成直接明了的对应关系。梁思成在五台山佛光寺大殿的测绘图中就采用了这种剖、立面结合的方式，这在之前的中国古建筑文献中是从来没有出现过的。右侧西立面展现了立面特征，包括鸱尾、仰覆板瓦屋顶、铺作设置、门窗样式等细节。左侧剖断面则再现了内部精巧的屋架结构和室内佛像（图14）。“大上海计划”中由董大酉设计的上海市博物馆，在绘制剖面时，建筑师采用了两个折剖的手法。以乙- 乙剖面为例，除了可以看到建筑结构还可以对应看到立面的处理（图15）。
抗日战争期间，这种叠合式的制图方式还应对了当时设计时间紧迫、绘图条件差的状况，并发展出了更多的叠加方式，如平面叠剖面、不同层平面叠加等。与其说中国建筑师们继承了学院派的绘图方式，不如说中国第一代建筑师们继承了帕拉第奥那种务实的建筑思想，根据具体条件和需求充分利用了图纸这一建筑师表意的工具（图16）。图16 抗日战争期间中国建筑师创造多样的叠加制图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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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 语
帕拉第奥自视为古代艺术的延续者而非模仿者，他对古典建筑艺术进行了继承，并根据人文主义背景与实际功能等开创了符合时代审美与需求的建筑形式，对后世产生深远的影响。在“布扎”教育的桥梁作用下，帕拉第奥和其他古典大师的建筑语言被留学建筑师们带回中国，成为西方影响近代中国建筑的印记之一。近代中国建筑的发展历程曲折复杂，但无论是追求文化认同下产生的民族特色新建筑，还是注重功能与经济、外表简洁的现代主义建筑，从中都可以看到中国第一代建筑师们为适应中西交融的社会状态和时代需求，对以帕拉第奥为代表的西方古典派形式语言和方法进行的延续和转译。在这一过程中我们不仅体会到古典设计语言的生命力，更需要看到中国第一代建筑师对建筑原则的理解和适应的做法。如今，回首再看以帕拉第奥为代表的西方古典设计语言及其在近代中国的继承和转化，或许可以为如何在当代语境下创造具有时代特色的建筑带来一些启示。
作者简介
汪晓茜，东南大学建筑学院副教授，博士，主要从事建筑历史与理论研究。
刘馨悦，东南大学建筑学院硕士研究生。
公众号图文有删节，完整阅读请参见《建筑史学刊》2021年第4期。版权所有，转载请注明出处。本文标准引文格式如下，欢迎参考引用：
汪晓茜，刘馨悦. 继承和转译：小议近代中国建筑中的帕拉第奥式遗产[J]//建筑史学刊，2021，2（4）：100-107.